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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2 10:21:25

                                                        @胡锡进 微博全文如下:

                                                        中美战略博弈,最宽阔的较量还是在经济领域。两国谁能够为企业的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企业的竞争有更大更自由的空间,谁将占据未来的先机。

                                                        比如互联网中国前些年是BAT三大巨头,但是这个格局如今显然被打破了。除了京东,字节跳动、美团、拼多多成为不同方向上的重量级选手,它们显然在参与塑造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未来格局,结果没人可以预测。

                                                        胡锡进:果不其然,黎智英被抓让美国心疼坏了

                                                        数理科学的方法学已进入人文研究领域,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正在普遍地使用量化方法,将个体的殊相冲销,并注意到群性的共相(也就是陈天机教授所说的,因个体集合而出现的群体特性)。量化方法已普遍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一些人文社会研究的宏观理论,不少是从群体线性上发展的研究。量化方法将数学带进了人类活动的研究中,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了一座桥梁。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设法懂得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害。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诸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活内容丰富,个人却又不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个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寻求对科技文明的了解。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

                                                        科学家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过程中,发展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库恩的研究典范主题(Paradigm)理论,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指陈一代又ー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同时,主题的转变,又同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其相应的关系。于是,科学的研究其实不是充分自主的。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去年发表一篇专论《美与物理学》(《廿一世纪》,1997年4月号),他比较两位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与海森堡的研究风格,将前者的简洁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而且借用唐代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中“出”与“性灵”来形容狄拉克直指奥秘的灵感。杨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将文学的欣赏引进了科学。杨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于数学美的直觉欣赏,海森堡的灵感则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他更指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后,杨先生将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借用诗人布菜克(W.Bake)的诗句(陈之藩先生译句):